前沿讲坛｜黄开发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二十七讲

       2019年11月23日晚，在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中文系（珠海）迎来前沿讲坛第二十七讲《言志派文论的核心概念溯源》。讲座由黄开发教授主讲，郭超助理教授主持。

       黄开发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韩国国民大学客座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散文、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周作人研究等，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周作人的精神肖像》《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等。

       言志文学思潮是1930年代前半期与左翼、右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但长期以来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中都找不到对这一文学思潮的明确论述。基于此，黄开发教授在自五四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对言志文学思潮的源头和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与考察，并对言志文学思潮与新文学历史进程的深刻关联，以及其主要品格进行了细致精到的论析。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人生的艺术派”“自己表现”“言志、载道与晚明小品”“言志文论的重镇”等四个部分。

      黄教授指出，五四时期文艺主张上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二元对立，是周作人1923年所提“颓废派”与“革命文学”、1930年代所提“言志”与“载道”的蓝本；“五四”退潮后，经历了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等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周作人消退了对社会理想的热情，试图改造“人的文学”观念，寻求一种更加贴近自我、对人生有无形的功利而又非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他在《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一文里正式提出的“自己表现”的文艺主张，而19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倡导与“载道”对立的“言志”文学，其所说的“志”就是个性、自我，他们根据文化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言志”中融入了现代性的观念，重述了“自己表现”的文学主张。黄教授接着指出，周作人从晚明小品中找到新文学的源流，为其反击“革命文学”提供了新的资源，他将新兴的“革命文学”视为新的功利主义文学并置于个性文学的对立面，以“载道”之名责难“革命文学”；1932年9月北平的人文书店同时推出周作人的文艺理论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沈启无编晚明小品选集《近代散文抄》上册（12月推出下册），直接推动了言志文学思潮的形成。黄教授认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言志文学思潮的理论重镇，但该书并非对中国文学史的客观研究，而是一个论争性的文本，周氏是借着对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寄寓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对中国新文学之源的认定是其理论的预设和推演，其实缺少实证，新文学的真正源头更有可能是儒家的载道文学而非晚明的言志派文学。

       最后，黄教授指出，在周作人“言志论”文学纲领的感召下，1930年代南北言志派——论语派与苦雨斋派联合起来，提倡闲适笔调的小品文，引起了与左翼作家之间激烈的小品文论争，论争双方分别以周作人与鲁迅为代表，一是言志的，一是载道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集中代表了新文学的两大传统，这两大传统承续了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精神，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未来。

       整场讲座黄教授娓娓道来，富于学理而耐人深思，在问答互动环节他也针对师生进一步的提问，做了耐心、清晰的解答。